成為珠峰的一部份 ── 懷寫拾方方
文 / 劉克襄
轉錄來源:成為珠峰的一部份 ── 懷寫拾方方


 「X他媽的,鳥人,老子都快掛了,你現在才來看我!」

 跟隨小說家王幼華進入客廳,沒多久,老大高亢的喊叫聲,如連珠炮般,從二樓激奮地傳下來。二十多年未見面了,他的脾氣未改,仍以貫常的粗俗話語,做為見面的開場白。

 我放慢腳步上樓,因為酗酒而行動不便的他,似乎因叨念完,放盡力氣了,正軟癱在坐椅子間。很難想像,眼前這位身體羸弱,連走下頭份老家一樓,跟我見面,都有些困難的男子,上個世紀末,竟是最早帶領純本土登山隊伍,攀越珠穆朗瑪峰的血性漢子。

 1985年冬天,我因暫時失業,參加了一樁蘭嶼的探險,帶隊者就是老大。那次的計劃,大抵循蘭嶼北方的一條乾溝,往上攀登。再循紅頭山稜線,直下南部的天池。我們試圖了解隱密的林子裡,是否真如傳說,棲息了許多恙虫。那回調查結果,一隻恙虫也不曾碰著。此一早年的謠言,正如過去有一傳說,日本人在台灣釋放過許多毒蛇般的,都是以訛傳訛。

 那是我們唯一一回的偕伴探險。殊不知,一回的登山兄弟,氣味對了,就是一輩子的情誼。我跟老大一直保持信件和電話的往來,理想信念無所不聊,無事不談。

 只有一件事,1994年那回,攀登世界高峰的遠征,我隱忍、困惑了了十多來,希望當面和他求證。去年仲夏,順有此登門造訪之行。

 「你認識拾方方嗎?」甫坐定,我開口第一句便如此直接。

 滿嘴酒氣沖天的老大,繼續有氣無力地陷在椅子,極度削瘦的臉頰和手腳,因長期酗酒不良於行,缺乏光澤的膚色清晰地暗黑著,唯有一對眼神炯然發亮,喜滋滋地望著我這位多年不見的老兄弟。我才問完,他馬上激動地髒話再出,「X他媽的,我怎麼會不認識他。」

 話甫落,一聲慨歎,隨手就持起旁邊,半瓶開封的高梁酒。斟滿一杯,像啤酒般囫圇一口,縱飲而盡。只見他繼續酒言酒語,激越地晃頭,「X他媽的,他一定一開始就下定決心,無論如何都要登頂。他根本就不想活。」

 「你認識那一次的領隊張瑞恭嗎?」我更激動地追問。

 「廢話,我行不改名,坐不改姓。」他以手指對著自己激動地說,「我就是張瑞恭。」

 望向高峰的眼光

 他這一說,十多年來隱忍的困惑頓時都有了解答。當時,我一直困惑著,為何一支地方社團的登山探險組織,苗栗頭份登山隊,如何敢貿然前往世界最高峰。老大跟這支地方探險隊如此有淵源,為何不在隊員裡面。殊不知,他前往珠穆朗瑪峰時,並非用在台灣登山時的本名。

 那一年,1994年5月,我從報紙讀到的便是這支來自台灣的登山隊伍,攀登珠穆朗瑪峰的新聞。登山隊員拾方方自北稜攻頂,在登頂成功後,下山時失蹤了。報紙裡簡短提到,遠征隊的領隊叫張瑞恭。

 我跟老大、拾方方各有一面之緣。

 九○年代末時,有一回,我在台北誠品敦南店,講述自己在台灣古道的探險。講演結束後,一名年輕人過來聊天。他的長相平實,並不見突出,故而容貌如何,我早已記不得。但他留下了一句話,教人印象深刻,「劉老師,台灣的山該進行的探險形式,前面的人都摸索過了,還有什麼可以完成的?」

 那時胡榮華還騎著藍駝在環繞地球,我隨即以他為例,「胡榮華以前總是在山區孤獨的攀登,不知前往何方。等爬了一陣,領悟通透了,才奔向世界!你或許可以他做為借鏡。」

 呵!不知道那句話是否有影響他,導致他產生對海外登山的夢想。但我日後最清楚的回憶,應該是他留下的名字:「拾方方」。

 我和老大的緣份便是1985年冬天的蘭嶼南北縱走。那時老大才帶領頭份登山隊的成員,完成中央山脈南北縱走。這是1976年山友中央山脈大縱走後,第二次又有人嘗試。結束縱走後,他繼續帶領老班底張勝二,還有機靈的土狗海烙,再結合張銘隆等探險性格甚為強烈的野外人物,啟程前往蘭嶼。

 有一晚,在野地露宿時,大家聊到了台灣登山探險的過去和未來。不知是誰先提到珠穆朗瑪峰,彼此間還在開玩笑,以台灣的登山見識,怎麼可能攀登世界高峰?話雖如此,但一支小小的台灣登山探險隊伍,在這小島已悄然萌生如何攀登世界最高峰的可能。我猜想,同樣的興致,當時在台灣各地的山區,在許多攀爬多年山友的胸臆裡,恐怕也都有相似的一絲火苗在點燃。

 還記得蘭嶼歸來時,我去張銘隆的登山小舖造訪。喜愛探險者,家裡總像貨櫃倉,堆置著各種探險和登山的器具,彷彿隨時要離開,荒野才是他的家。張銘隆是我認為最充滿人文氣質的探險者,但其住家亦是此等風景,儼然如機場的驛站。

 那次,我還特別問他,「接下來有什麼探險計劃?」

 他若有所思,似乎對台灣的山行有些疲憊,又講不出什麼,隨口喃唸道,「可能會去一家報紙當戶外記者。等賺些錢,再到外頭走走吧!」

 雖然無特別嚴謹的目標,那前往世界高峰的星星之火終於燎原著。七年後,他果真成為珠穆朗瑪峰遠征隊的隊長。隊員吳錦雄,在大陸遠征隊的協力幫忙下,安然登頂。此一成功,遂帶起了一波又一波台灣人邁向世界高峰的熱潮。沒多久,老大也在招兵買馬,希望自籌一支全然本土的登山隊伍。

 消失在暴風雪中的悲劇人物

 老大大張旗鼓籌組的這支遠征隊,透過媒體的宣傳,吸引了諸多年輕登山好手的嚮往,紛紛前去報名。拾方方是測試後少數錄取的隊員。當時大家約略知道,學生時代他就讀淡水專校觀光科,求學期間努力半工半讀。畢業後,在一家旅行社工作,待遇頗優渥。

 豈知,沒多久,他便離職,獨自跑到桃園一家鐵工廠上班。藉著艱辛的勞動,以兩年的時間鍛鍊心志。平常所賺取的錢,後來都投入購買登山裝備,同時考多項登山方面的執照。偶有空閒,還會跑去聆聽相關的山行講演,包括我那場。

 拾方方並未清楚告訴家人,即將前往珠峰攀登的計劃。1994年春初,花蓮鳳林老家的雙親,接到他從機場委託旅行社寄回的家書,才恍然明白,他平時鍛鍊體力的目的,竟是為攀登世界第一高峰。那時家人也才理解,有天他為何回老家急欲借錢,原來是為了補足前往珠峰的款項。

 五月八日,儘管攻頂前夕天氣猶晴朗,八千公尺的高地可是地球上最不適合人類存活的環境。接連數日,二十八歲的拾方方,在此艱難地緩步。除了得克服接踵而至的頭痛、失眠、噁心、食不下嚥等生理狀況。一方面,還得面對更嚴峻的,外在的酷寒、低溫、強風和空氣稀薄等險絕環境的考驗。最後,他奇蹟似地獨登珠峰山頭,成為台灣第二位頂上珠峰的英雄。

 但為何只有他一人呢?整個事情的關鍵即在此,原來,這段艱險的攻頂過程中,老大在指揮營幾度以無線電通話,告知天氣即將轉壞,建議他放棄,快點下山。唯拾方方並不接受勸阻,堅持繼續上爬。

 他不接受下撤命令,隊友也只能透過無線電默默祝福他。沒多久,隊友接到了他通報登頂的消息。當時還引發一陣振奮。遠征隊的聯絡官楊世濤,保存著一張紙條,上面清楚寫著:

 「5月8日17點18分,拾方方登頂,正在下撤,預計15日撤營。」

 無奈的是,楊世濤的15日並未實現,拾方方在下山時,果然撞見了隊友擔心的暴風雪。老大清楚記得,拾方方最後通聯時,可能在第二台階,他無法找到下山的路標。他們在營地憂心地遠眺,只見一陣濃雲飄過珠峰,遮住了山頭。拾方方也在這陣濃雲裡消失了。

 就算大敗,我也不後悔。

 以前攀登珠峰的隊伍,若從北側改頂,到達最後的攻擊營地,首要任務都會檢視第二台階的梯子是否穩定,或者需要加固繩索。第二台階(8680至8720公尺)亦被戲稱為天國之門,離頂峰已近。為了登上世界頂峰,全世界最勇於登山的人類,都得抓準可以上山的晴朗時間,經過此地。

 一般人卻難以想像,五月時,正值珠峰登頂的熱潮,有時這兒會堆擠著來自世界各地的山友。時間一秒一秒寶貴地流失,他們卻得無奈地排隊,只為了通過這道前往頂峰必經的狹小金屬階梯。我們或可想像,那種可悲而荒謬,又教人害怕的畫面。

 但下山時,更加恐怖。第二台階是一處完全垂直的船頭狀頁岩。從上面難以望見下方,尋找梯子更加困難。通向第二台階的路線稍一偏差,就會有難以想像的可怕後果。拾方方可能在此未找到台階,無法下山,不幸地成為台灣首位攀登珠峰的遇難者。

 我們永遠無法知道,拾方方後來遇到了什麼?在第二台階時,他為何找不到?或者根本連那兒都未抵達?

 拾方方的殉難遂帶出成王敗寇的責難,苗栗頭份登山隊的珠峰計劃日後亦常被檢討,甚而被視為一次失敗的遠征,招來義和團之譏。

 後來我常想,假若拾方方成功歸來,又會是何種結果?老大是否會從成為英雄,不必壯年時便常以酒澆愁。我們土法煉鋼式的登山,會不會也是一種台灣奇蹟,被誇耀到某一國際級的境界?

 如今事過境遷,或許連山友都逐漸忘了這件事,忘了拾方方。但一個年代過後,他在登頂前留下的一段話,還繼續在少數人的部落格裡流傳。有一回,我意外讀到,不禁大為吃驚。面對世界首峰的孤絕心境,一個人縱使沒有文采,每一段發自內心的話,還是教人震懾而動容。我一邊讀著,不免熱淚盈眶,逐漸回想起,這位年輕山友當時大眼盯我,渴望著得知未來目標的堅毅表情:

 「對我自己,我是想在有生命之年,成就自己的心願。登山是我不能放棄的,我也深深瞭解自然力量的偉大,深具完美、創造與毀滅性。我更不能去掌握我是否能在這次的遠征活動中活著回來。……因為我追求的與別人不同,那就不可用相同的角度與看法衡量,譚嗣同說:『做大事的人不是大成就是大敗。』就算大敗,我也不後悔。」

 ──摘錄自 拾方方 1994年2月25日的日記 


 看到奇山險嶺佇立著,愛山人的都會興起前往那兒,進行某一型式對話的慾望。我可以充分體會拾方方面對珠峰時,執著的是什麼理想、希望追求的又是什麼情境。還有那面對野外,如何超越自己、克服懦弱,一股不畏死亡的挑戰精神。

 以前跟老大爬山,我也感受到這種對山的痴迷,心境的狂野和不羈。像他們這樣的岳人,一生在城市可能都抑鬱不得志,可能都是主流社會的失敗者。他們唯有回到山林,寄託山林的雄偉,才能壯大那不為人知曉的一面。

 拾方方沒有下山,隊員哀痛之餘,在基地營附近以石塊築了衣冠塚。如今拾方方還有一方紀念銅像,默默地佇立在花蓮老家附近的一處農場,甚少人聞問。

 繼上個年代中旬珠峰的登山風潮,今年五月的台灣珠峰遠征亦有二隊,無疑是台灣登山史的第二波。台灣人帶著更成熟的心智前往,草莽時代的第一波早已不再。

 1995年台灣首位攀登珠峰的女性江秀真,在今年五月的第二次遠征前,跟我有幾封短信往來。綽號江仔的她,曾在基地營找到拾方方的衣冠塚,向其致意,後來寄照片給我。畫面是張很簡單的一塊石碑,用手刻的。據說是當年一起前往的隊友幫他立的。

 這回江仔臨行前,我還請託她,到了基地營時,幫我再祭悼拾方方,追念這位只有一面之緣的殉山者。其實,那陣子我和江仔短短通信裡,主要也都繞著拾方方、她,以及上個年代台灣珠峰遠征的往事。

 江仔在通信裡亦告知,她原本是要參加拾方方的這支隊伍,但時間上過於倉促,繳了費用,卻沒有參加特別訓練,再加上工作單位辭職不了,難以無法成行。未料到隔年,才有機會,參加了中華山協的珠峰遠征隊集訓,進而成為第一位登頂的台灣女性。

 她如何看待前一年拾方方的登頂呢?我特別冒昧地向其請教,自己多年的疑惑。江仔客氣地以個人經驗告知,撇開天氣環境因素,拾方方是台灣從事海外遠征尚未成熟下的一位犧牲者。在信裡,她如此謙虛地描述,「24歲登上聖母峰的自己,其實是百分之九十九點九,擁有了好運氣。拾方方的消失一直是我們的借鏡。」

 雖然談的是珠峰,其實江秀真充滿了對台登山的深刻反思。過去台灣的登山文化,經常處於爭先恐後的狀態,譬如早年多人以收集百岳為榮。等吳錦雄珠峰登頂成功時,台灣也掀起一股登珠峰的熱潮。

 死亡悲劇背後的生命意義

 我們把在台灣的登山陃習,繼續延伸到珠峰去。殊不知,當時台灣與國際的登山接觸,或資訊的獲得都相當貧乏。再者,海外遠征與台灣登山的模式和準備,其實也大不相同,但我們不察,繼續用台灣的登山方法,前往海外遠征。

 海拔八千公尺的空間,其危險性之高,就像人間的魔戒,很難去取捨或抉擇。拾方方的貿然登頂,我以為是選擇了套戴。但江仔顯然磨鍊出更成熟的心智,而不只是幸運。

 從二十四歲到三十八歲,江仔有許多的感觸與心得。大抵是經過這幾年艱困的山行才逐漸明瞭。多年來在海外登山探險,或單獨面對生死存亡的過程,讓她在未來的山行日子裡,變得更有勇氣和智慧。

 很多族群的文化和習性,喜愛把登頂珠峰與國運、政治強扯在一起。從江仔的信和拾方方的留言,我相信他們都會認同,登山其實沒有什麼偉大的意義,不過是挑戰自我,一項尋找自身快樂的運動罷了。

 珠峰登頂迄今仍然是一項高難度的運動,但它真的已經不像以前那樣重要了。或許,它愈來愈有醫療研究或環保科學的諸多意義。但登頂不應該再背負國家族群的榮光。它只屬於個人,登不登頂,都是個人的小事。成功或失敗,都是一己生命的精彩,沒有其他。

 拾方方的功敗垂成,老大為此自責,抑鬱了十多年,日日藉酒澆熄心中的塊壘。對一個以山為家的漢子,還有什麼比此更加遺憾的?

 那天造訪老大回來,日後尋思,我難免慨歎,那回登頂,殉山的不只一位。以前登珠峰,基地營流行一句話,一人登頂代表整個團隊也跟著成功了,藉此勸勉登山團隊隊員間的合作無間,不分彼此。

 但若一人失敗了呢?拾方方的未歸,我隱然感覺,老大那時也沒回來。1985年我所認識的老大,跟拾方方一樣,靈魂仍舊殘留在那裡。

 但拾方方的大敗,抑或老大的扼腕,今日再回顧,對我而言,愈來愈是一種成功了。就像英國探險家史考特抵達南極心,發現有人比他早先一步捷足,最後又筋疲力竭地命葬極地。這樣悲劇死亡所衍生的生命意義,我或更加珍視。

 拾方方用他的死,讓台灣後來前往珠峰的山友,萌生寶貴的教訓。從其日記的最後遺言,我們清楚讀到,拾方方不是不信邪,而是他決心以自己的肉體,重覆登山屢見的死亡模式。

 登頂後,眼看成功了,才愕然出事,這樣的大敗,更讓後人擁有多面向的思考空間。將來會有不少台灣人攀上珠峰,但拾方方這樣一意孤行的成功,這樣決然而必然的失敗,恐怕不會再發生了。

 那次的遠征並沒有輸。這支地方探險隊以一個人的殉山,證明了這座山更具人性的一面,更遙遙映照著,台灣某一段登山歷史的浪漫傳奇。

 我如此緬懷拾方方,想必老大也常回顧這段無奈的往事吧。但十幾年過去,上個世紀的珠峰之行,應該可以劃下句點。他也該從珠峰回來,該戒酒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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