成為珠峰的一部份 ── 懷寫拾方方
文 / 劉克襄
轉錄來源：成為珠峰的一部份 ── 懷寫拾方方
「X他媽的，鳥人，老子都快掛了，你現在才來看我！」
跟隨小說家王幼華進入客廳，沒多久，老大高亢的喊叫聲，如連珠炮般，從二樓激奮地傳下來。二十多年未見面了，他的脾氣未改，仍以貫常的粗俗話語，做為見面的開場白。
我放慢腳步上樓，因為酗酒而行動不便的他，似乎因叨念完，放盡力氣了，正軟癱在坐椅子間。很難想像，眼前這位身體羸弱，連走下頭份老家一樓，跟我見面，都有些困難的男子，上個世紀末，竟是最早帶領純本土登山隊伍，攀越珠穆朗瑪峰的血性漢子。
1985年冬天，我因暫時失業，參加了一樁蘭嶼的探險，帶隊者就是老大。那次的計劃，大抵循蘭嶼北方的一條乾溝，往上攀登。再循紅頭山稜線，直下南部的天池。我們試圖了解隱密的林子裡，是否真如傳說，棲息了許多恙虫。那回調查結果，一隻恙虫也不曾碰著。此一早年的謠言，正如過去有一傳說，日本人在台灣釋放過許多毒蛇般的，都是以訛傳訛。
那是我們唯一一回的偕伴探險。殊不知，一回的登山兄弟，氣味對了，就是一輩子的情誼。我跟老大一直保持信件和電話的往來，理想信念無所不聊，無事不談。
只有一件事，1994年那回，攀登世界高峰的遠征，我隱忍、困惑了了十多來，希望當面和他求證。去年仲夏，順有此登門造訪之行。
「你認識拾方方嗎？」甫坐定，我開口第一句便如此直接。
滿嘴酒氣沖天的老大，繼續有氣無力地陷在椅子，極度削瘦的臉頰和手腳，因長期酗酒不良於行，缺乏光澤的膚色清晰地暗黑著，唯有一對眼神炯然發亮，喜滋滋地望著我這位多年不見的老兄弟。我才問完，他馬上激動地髒話再出，「X他媽的，我怎麼會不認識他。」
話甫落，一聲慨歎，隨手就持起旁邊，半瓶開封的高梁酒。斟滿一杯，像啤酒般囫圇一口，縱飲而盡。只見他繼續酒言酒語，激越地晃頭，「X他媽的，他一定一開始就下定決心，無論如何都要登頂。他根本就不想活。」
「你認識那一次的領隊張瑞恭嗎？」我更激動地追問。
「廢話，我行不改名，坐不改姓。」他以手指對著自己激動地說，「我就是張瑞恭。」
望向高峰的眼光
他這一說，十多年來隱忍的困惑頓時都有了解答。當時，我一直困惑著，為何一支地方社團的登山探險組織，苗栗頭份登山隊，如何敢貿然前往世界最高峰。老大跟這支地方探險隊如此有淵源，為何不在隊員裡面。殊不知，他前往珠穆朗瑪峰時，並非用在台灣登山時的本名。
那一年，1994年5月，我從報紙讀到的便是這支來自台灣的登山隊伍，攀登珠穆朗瑪峰的新聞。登山隊員拾方方自北稜攻頂，在登頂成功後，下山時失蹤了。報紙裡簡短提到，遠征隊的領隊叫張瑞恭。
我跟老大、拾方方各有一面之緣。
九○年代末時，有一回，我在台北誠品敦南店，講述自己在台灣古道的探險。講演結束後，一名年輕人過來聊天。他的長相平實，並不見突出，故而容貌如何，我早已記不得。但他留下了一句話，教人印象深刻，「劉老師，台灣的山該進行的探險形式，前面的人都摸索過了，還有什麼可以完成的？」
那時胡榮華還騎著藍駝在環繞地球，我隨即以他為例，「胡榮華以前總是在山區孤獨的攀登，不知前往何方。等爬了一陣，領悟通透了，才奔向世界！你或許可以他做為借鏡。」
呵！不知道那句話是否有影響他，導致他產生對海外登山的夢想。但我日後最清楚的回憶，應該是他留下的名字：「拾方方」。
我和老大的緣份便是1985年冬天的蘭嶼南北縱走。那時老大才帶領頭份登山隊的成員，完成中央山脈南北縱走。這是1976年山友中央山脈大縱走後，第二次又有人嘗試。結束縱走後，他繼續帶領老班底張勝二，還有機靈的土狗海烙，再結合張銘隆等探險性格甚為強烈的野外人物，啟程前往蘭嶼。
有一晚，在野地露宿時，大家聊到了台灣登山探險的過去和未來。不知是誰先提到珠穆朗瑪峰，彼此間還在開玩笑，以台灣的登山見識，怎麼可能攀登世界高峰？話雖如此，但一支小小的台灣登山探險隊伍，在這小島已悄然萌生如何攀登世界最高峰的可能。我猜想，同樣的興致，當時在台灣各地的山區，在許多攀爬多年山友的胸臆裡，恐怕也都有相似的一絲火苗在點燃。
還記得蘭嶼歸來時，我去張銘隆的登山小舖造訪。喜愛探險者，家裡總像貨櫃倉，堆置著各種探險和登山的器具，彷彿隨時要離開，荒野才是他的家。張銘隆是我認為最充滿人文氣質的探險者，但其住家亦是此等風景，儼然如機場的驛站。
那次，我還特別問他，「接下來有什麼探險計劃？」
他若有所思，似乎對台灣的山行有些疲憊，又講不出什麼，隨口喃唸道，「可能會去一家報紙當戶外記者。等賺些錢，再到外頭走走吧！」
雖然無特別嚴謹的目標，那前往世界高峰的星星之火終於燎原著。七年後，他果真成為珠穆朗瑪峰遠征隊的隊長。隊員吳錦雄，在大陸遠征隊的協力幫忙下，安然登頂。此一成功，遂帶起了一波又一波台灣人邁向世界高峰的熱潮。沒多久，老大也在招兵買馬，希望自籌一支全然本土的登山隊伍。
消失在暴風雪中的悲劇人物
老大大張旗鼓籌組的這支遠征隊，透過媒體的宣傳，吸引了諸多年輕登山好手的嚮往，紛紛前去報名。拾方方是測試後少數錄取的隊員。當時大家約略知道，學生時代他就讀淡水專校觀光科，求學期間努力半工半讀。畢業後，在一家旅行社工作，待遇頗優渥。
豈知，沒多久，他便離職，獨自跑到桃園一家鐵工廠上班。藉著艱辛的勞動，以兩年的時間鍛鍊心志。平常所賺取的錢，後來都投入購買登山裝備，同時考多項登山方面的執照。偶有空閒，還會跑去聆聽相關的山行講演，包括我那場。
拾方方並未清楚告訴家人，即將前往珠峰攀登的計劃。1994年春初，花蓮鳳林老家的雙親，接到他從機場委託旅行社寄回的家書，才恍然明白，他平時鍛鍊體力的目的，竟是為攀登世界第一高峰。那時家人也才理解，有天他為何回老家急欲借錢，原來是為了補足前往珠峰的款項。
五月八日，儘管攻頂前夕天氣猶晴朗，八千公尺的高地可是地球上最不適合人類存活的環境。接連數日，二十八歲的拾方方，在此艱難地緩步。除了得克服接踵而至的頭痛、失眠、噁心、食不下嚥等生理狀況。一方面，還得面對更嚴峻的，外在的酷寒、低溫、強風和空氣稀薄等險絕環境的考驗。最後，他奇蹟似地獨登珠峰山頭，成為台灣第二位頂上珠峰的英雄。
但為何只有他一人呢？整個事情的關鍵即在此，原來，這段艱險的攻頂過程中，老大在指揮營幾度以無線電通話，告知天氣即將轉壞，建議他放棄，快點下山。唯拾方方並不接受勸阻，堅持繼續上爬。
他不接受下撤命令，隊友也只能透過無線電默默祝福他。沒多久，隊友接到了他通報登頂的消息。當時還引發一陣振奮。遠征隊的聯絡官楊世濤，保存著一張紙條，上面清楚寫著：
「5月8日17點18分，拾方方登頂，正在下撤，預計15日撤營。」
無奈的是，楊世濤的15日並未實現，拾方方在下山時，果然撞見了隊友擔心的暴風雪。老大清楚記得，拾方方最後通聯時，可能在第二台階，他無法找到下山的路標。他們在營地憂心地遠眺，只見一陣濃雲飄過珠峰，遮住了山頭。拾方方也在這陣濃雲裡消失了。
就算大敗，我也不後悔。
以前攀登珠峰的隊伍，若從北側改頂，到達最後的攻擊營地，首要任務都會檢視第二台階的梯子是否穩定，或者需要加固繩索。第二台階（8680至8720公尺）亦被戲稱為天國之門，離頂峰已近。為了登上世界頂峰，全世界最勇於登山的人類，都得抓準可以上山的晴朗時間，經過此地。
一般人卻難以想像，五月時，正值珠峰登頂的熱潮，有時這兒會堆擠著來自世界各地的山友。時間一秒一秒寶貴地流失，他們卻得無奈地排隊，只為了通過這道前往頂峰必經的狹小金屬階梯。我們或可想像，那種可悲而荒謬，又教人害怕的畫面。
但下山時，更加恐怖。第二台階是一處完全垂直的船頭狀頁岩。從上面難以望見下方，尋找梯子更加困難。通向第二台階的路線稍一偏差，就會有難以想像的可怕後果。拾方方可能在此未找到台階，無法下山，不幸地成為台灣首位攀登珠峰的遇難者。
我們永遠無法知道，拾方方後來遇到了什麼？在第二台階時，他為何找不到？或者根本連那兒都未抵達？
拾方方的殉難遂帶出成王敗寇的責難，苗栗頭份登山隊的珠峰計劃日後亦常被檢討，甚而被視為一次失敗的遠征，招來義和團之譏。
後來我常想，假若拾方方成功歸來，又會是何種結果？老大是否會從成為英雄，不必壯年時便常以酒澆愁。我們土法煉鋼式的登山，會不會也是一種台灣奇蹟，被誇耀到某一國際級的境界？
如今事過境遷，或許連山友都逐漸忘了這件事，忘了拾方方。但一個年代過後，他在登頂前留下的一段話，還繼續在少數人的部落格裡流傳。有一回，我意外讀到，不禁大為吃驚。面對世界首峰的孤絕心境，一個人縱使沒有文采，每一段發自內心的話，還是教人震懾而動容。我一邊讀著，不免熱淚盈眶，逐漸回想起，這位年輕山友當時大眼盯我，渴望著得知未來目標的堅毅表情：
「對我自己，我是想在有生命之年，成就自己的心願。登山是我不能放棄的，我也深深瞭解自然力量的偉大，深具完美、創造與毀滅性。我更不能去掌握我是否能在這次的遠征活動中活著回來。……因為我追求的與別人不同，那就不可用相同的角度與看法衡量，譚嗣同說：『做大事的人不是大成就是大敗。』就算大敗，我也不後悔。」
──摘錄自 拾方方 1994年2月25日的日記
看到奇山險嶺佇立著，愛山人的都會興起前往那兒，進行某一型式對話的慾望。我可以充分體會拾方方面對珠峰時，執著的是什麼理想、希望追求的又是什麼情境。還有那面對野外，如何超越自己、克服懦弱，一股不畏死亡的挑戰精神。
以前跟老大爬山，我也感受到這種對山的痴迷，心境的狂野和不羈。像他們這樣的岳人，一生在城市可能都抑鬱不得志，可能都是主流社會的失敗者。他們唯有回到山林，寄託山林的雄偉，才能壯大那不為人知曉的一面。
拾方方沒有下山，隊員哀痛之餘，在基地營附近以石塊築了衣冠塚。如今拾方方還有一方紀念銅像，默默地佇立在花蓮老家附近的一處農場，甚少人聞問。
繼上個年代中旬珠峰的登山風潮，今年五月的台灣珠峰遠征亦有二隊，無疑是台灣登山史的第二波。台灣人帶著更成熟的心智前往，草莽時代的第一波早已不再。
1995年台灣首位攀登珠峰的女性江秀真，在今年五月的第二次遠征前，跟我有幾封短信往來。綽號江仔的她，曾在基地營找到拾方方的衣冠塚，向其致意，後來寄照片給我。畫面是張很簡單的一塊石碑，用手刻的。據說是當年一起前往的隊友幫他立的。
這回江仔臨行前，我還請託她，到了基地營時，幫我再祭悼拾方方，追念這位只有一面之緣的殉山者。其實，那陣子我和江仔短短通信裡，主要也都繞著拾方方、她，以及上個年代台灣珠峰遠征的往事。
江仔在通信裡亦告知，她原本是要參加拾方方的這支隊伍，但時間上過於倉促，繳了費用，卻沒有參加特別訓練，再加上工作單位辭職不了，難以無法成行。未料到隔年，才有機會，參加了中華山協的珠峰遠征隊集訓，進而成為第一位登頂的台灣女性。
她如何看待前一年拾方方的登頂呢？我特別冒昧地向其請教，自己多年的疑惑。江仔客氣地以個人經驗告知，撇開天氣環境因素，拾方方是台灣從事海外遠征尚未成熟下的一位犧牲者。在信裡，她如此謙虛地描述，「24歲登上聖母峰的自己，其實是百分之九十九點九，擁有了好運氣。拾方方的消失一直是我們的借鏡。」
雖然談的是珠峰，其實江秀真充滿了對台登山的深刻反思。過去台灣的登山文化，經常處於爭先恐後的狀態，譬如早年多人以收集百岳為榮。等吳錦雄珠峰登頂成功時，台灣也掀起一股登珠峰的熱潮。
死亡悲劇背後的生命意義
我們把在台灣的登山陃習，繼續延伸到珠峰去。殊不知，當時台灣與國際的登山接觸，或資訊的獲得都相當貧乏。再者，海外遠征與台灣登山的模式和準備，其實也大不相同，但我們不察，繼續用台灣的登山方法，前往海外遠征。
海拔八千公尺的空間，其危險性之高，就像人間的魔戒，很難去取捨或抉擇。拾方方的貿然登頂，我以為是選擇了套戴。但江仔顯然磨鍊出更成熟的心智，而不只是幸運。
從二十四歲到三十八歲，江仔有許多的感觸與心得。大抵是經過這幾年艱困的山行才逐漸明瞭。多年來在海外登山探險，或單獨面對生死存亡的過程，讓她在未來的山行日子裡，變得更有勇氣和智慧。
很多族群的文化和習性，喜愛把登頂珠峰與國運、政治強扯在一起。從江仔的信和拾方方的留言，我相信他們都會認同，登山其實沒有什麼偉大的意義，不過是挑戰自我，一項尋找自身快樂的運動罷了。
珠峰登頂迄今仍然是一項高難度的運動，但它真的已經不像以前那樣重要了。或許，它愈來愈有醫療研究或環保科學的諸多意義。但登頂不應該再背負國家族群的榮光。它只屬於個人，登不登頂，都是個人的小事。成功或失敗，都是一己生命的精彩，沒有其他。
拾方方的功敗垂成，老大為此自責，抑鬱了十多年，日日藉酒澆熄心中的塊壘。對一個以山為家的漢子，還有什麼比此更加遺憾的？
那天造訪老大回來，日後尋思，我難免慨歎，那回登頂，殉山的不只一位。以前登珠峰，基地營流行一句話，一人登頂代表整個團隊也跟著成功了，藉此勸勉登山團隊隊員間的合作無間，不分彼此。
但若一人失敗了呢？拾方方的未歸，我隱然感覺，老大那時也沒回來。1985年我所認識的老大，跟拾方方一樣，靈魂仍舊殘留在那裡。
但拾方方的大敗，抑或老大的扼腕，今日再回顧，對我而言，愈來愈是一種成功了。就像英國探險家史考特抵達南極心，發現有人比他早先一步捷足，最後又筋疲力竭地命葬極地。這樣悲劇死亡所衍生的生命意義，我或更加珍視。
拾方方用他的死，讓台灣後來前往珠峰的山友，萌生寶貴的教訓。從其日記的最後遺言，我們清楚讀到，拾方方不是不信邪，而是他決心以自己的肉體，重覆登山屢見的死亡模式。
登頂後，眼看成功了，才愕然出事，這樣的大敗，更讓後人擁有多面向的思考空間。將來會有不少台灣人攀上珠峰，但拾方方這樣一意孤行的成功，這樣決然而必然的失敗，恐怕不會再發生了。
那次的遠征並沒有輸。這支地方探險隊以一個人的殉山，證明了這座山更具人性的一面，更遙遙映照著，台灣某一段登山歷史的浪漫傳奇。
我如此緬懷拾方方，想必老大也常回顧這段無奈的往事吧。但十幾年過去，上個世紀的珠峰之行，應該可以劃下句點。他也該從珠峰回來，該戒酒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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